【田找九宮格衛平】北學泰斗孫奇逢
北學泰斗孫奇逢
作者：田衛平（1982—2005年供職于《河北學刊》雜志社）
來源：《河北處所志》1988年第3期第35—39頁
說明：1982年7月，我從河北年夜學歷史學系畢業后，被分派到河北省社科院主辦的《河北學刊》編輯部。當時，《河北學刊》的宗旨是，服務于本省的社會、經濟、文明事業；為了身體力行，不僅我掌管的歷史學欄目要在約稿、發稿環節上充足體現，本身過往感興趣的中國醫學史，也轉向對河北歷史文明的研討。
但由于之前對河北歷史文明的發展脈絡不熟習，所以，只好先從河北歷史人物進手，不斷地讀書、找感覺。從1984年開始，先后撰寫了南北朝時的祖沖之、祖暅父子，唐代的一行（張遂），宋代的潘美，元代的李冶，明代的楊繼盛，清代的孫奇逢、張之洞、張佩綸等八位人物，分別刊發于《河北學刊》《人物》《河北處所志》等。
這些日子，將三十多年前的舊期刊找出，不斷從頭錄進文字，想作為歷史資料保留于此，與同志交通。
明天發布第八篇：《北學泰斗孫奇逢》
·舊文新推·河北歷史人物研討（8）·
北學泰斗孫奇逢
1對1教學田衛平
元、明、清三朝，位于保定市東南部的容城縣，相繼出現過三位卓有影響的人物：一位是元朝屢屢徵召而終身不仕的學者劉因（1249—1293）；一位是以“鐵肩擔道義，棘手著文章”自勉的明朝諫臣楊繼盛（1516—1555）；另一位是氣骨、俠膽、學養集一身的名儒孫奇逢（1585—1675）。尤其是后者，因暮年徙居中州蘇門山下（今河南省輝縣）躬耕自給，并開設“兼山堂”，講授和弘揚理學，一時又有“開河朔一大批派，海內之士仰之如泰山斗極”之譽。
一、少慕鄉賢，成績“夏峰師長教師”
孫奇逢，字啟泰，號鐘元，明代北直隸容城（今河北省容城縣北城村）人。生于明萬歷十二年十仲春十四日（1585年1月14日）。
他的祖父孫臣，為明朝嘉靖年間的舉人，歷任沭陽縣令、河東鹽運司運判等職。祖母楊氏，是兵部瑜伽場地員外郎楊繼盛的再從侄女。父親孫丕振，邑諸生，與楊繼盛的兒子楊補庭(應尾)過從甚密。
由于有了這樣一層關系，少年的孫奇逢即在楊繼盛的影響下，憂國憂平易近，以經世致用為念。
他十四歲進學，“年十七，中萬歷庚子科舉人”。后因連年科場掉利，加之祖母和雙親相繼過世，遂結草廬守墓，不覺一守就是六年，逐漸斷絕仕念。其間，“取五經、四子及宋明諸儒書讀之，研求身心生命之歸，而究極于天人之際，乃覺一言一行皆發于知己，而基于慎獨。其得力，益自居廬日始也”。
至明熹宗天啟年間，太監魏忠賢等竊據朝柄，屠殺政敵。孫奇逢激于義憤，為營救東林黨領袖左光斗（1575—1625）、魏年夜中（1575—1625）、周順昌（1584—1626）等，不吝舍家鬻產，奔忙互助，由此義聲驚動全國。樞輔孫承宗（1563—1638）、御史黃宗昌（1588—1646）、禮科給事中王正志等頻頻向上舉薦，“詔書到門者再，皆不赴，朝野重之，稱曰‘徵君’”。
崇禎九年(1636)，清英親王阿濟格（1605—1651）兵逼北京，南下保定，孫奇逢集約士平易近逝世守容城，奮力抗擊。清軍雖用兩千余騎環而攻之，七日竟未克，“鄰近年夜邑俱陷，獨容城聳然若金湯”。
崇禎十一年(1638)，孫奇逢深感容城周圍無險可守，非久居之地，便率族人門生避隱易州（今河北易縣）五公山，結廬雙峰山下。之后，為避戰亂，又遷于定興江村、新安、祁州（今河北安國）等地。
清順治三年（1646）春，圈地令下，京畿一帶皆受其擾。在兵劍的威脅下，他含憤舉共享會議室家渡黃河南徙，途中，得友人水部郎副使馬光裕的資助，假寓于輝縣(今屬河南)蘇門山四周的夏峰村。“創‘兼山堂’，讀《易》此中，率後輩躬耕自給”。
由于他在理學講授中超出門戶之見，融會分歧思惟家的思惟，通過參悟《易經》中的辯證思維，在王陽明的“知行合一”思惟上又有創新，構成了本身獨特的理學思惟體系，“四方負笈而來者日眾”，因此學者又尊稱其為“夏峰師長教師”。
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(1675年5月15日)，孫奇逢病逝，享年九十一歲。“冬十月，葬于夏峰東原衛郡。”河南、河北學者，祀之蘇門百泉書院。在易州，學者就故居辟為“雙峰書院”；在容城，則與劉因、楊繼盛同祀；在保定，則與孫承宗、鹿善繼（1575—1636）同祀。
道光八年(1828)，鑒于孫奇逢“講學著書，以慎獨存誠，闡明品德，實足攙扶名教，不愧先儒”，詔命從祀于文廟。
二、仗義紓難，時稱“范陽三義士”
明代后期，統治集團內部牴觸重重，國事混亂不勝。天子的昏庸，使年夜權旁落，太監幸臣相共享會議室繼專權。權要田主階層中的各派勢力紛紛執政中結黨，逐漸構成了以東林黨為一方、以浙黨為首的非東林黨為另一方冰炭不洽的局勢。
就黨爭自己而言，雙方都想操縱政局，且不乏意氣用事。一方贊成的，另一方則必定反對。可是，由于東林黨人以“三吳士紳”居多，因之與工商業者有著較多的聯系，在必定水平上反應了一些工商業者的客觀請求。在政治上，他們也或多家教或少地表現出對中下層權要的同情。并且，為政清廉，反對太監專權，反對礦監稅使，反對宗室大批占田，因此也在必定水平上獲得了國民的同情和支撐。
到天啟年間，非東林黨一派與太監魏忠賢（1568—1627）結盟，使“門戶之爭”擴展成了東林黨與閹黨之間的斗爭。
天啟四年(1624)六月，東林黨領袖、左副都御史楊漣（1572－1625）與左僉都御史左光斗相謀，上疏參劾魏忠賢二十四年夜罪狀。接著，吏科都給事中魏年夜中等也率同官上言，請求肅清君側之奸。
魏忠賢一伙了解明熹宗年幼無知，反誣楊漣等人受楊鎬（1548—1629）、熊廷弼（1569—1625）賄賂，借天子之手對東林黨人大舉屠殺。楊漣進獄致逝世，左、魏等被軟禁，就連已削職還鄉的吏部文選員外郎周順昌也未能幸免，一并下獄。東廠、錦衣衛四出濫捕，凡與東林黨人有牽連者隨意杖斃。一時間，“虐焰方張，凡素與往來者，皆鍵戶遁跡，無復過而問之”。獄中的周順昌禁不住想起了東漢孔融（153—208）全家紓難救張儉（115—198）的事，借用景泰年間錢曄的兩句詩瑜伽場地“一身作客如張儉，四海何人是孔融”，吁請同仁救濟。
孫奇逢在萬歷三十九年(1611)最后一次赴京應試時，就結識了當時在吏部供職的周順昌。后又經年少老友、定興人鹿善繼引薦，與左光斗、魏年夜中等有相見恨晚之誼。
左、魏進獄后，左光斗之弟左光亮瑜伽場地、魏年夜中之子魏學洢率相投靠鹿善繼的父親鹿正家中避難。孫奇逢、鹿正及新城人張果中等聞知此事，義憤填膺，決心傾身營救。
由于孫奇逢與兵部尚書、高陽人孫承宗有過一面之交，加之鹿善繼此時亦在榆關（今河北省秦皇島市山海關）贊佐孫承教學場地宗抵御清軍。故當即寫信一封，派其弟孫奇彥連夜送往榆關，請孫承宗出頭具名互助。信中寫道：
左魏諸正人，清風年夜節，必不介入以庇罪人，此何待言?獨以善類之宗、直臣之首，橫被奇冤，自非有胸無心，誰不扼腕。……閣下好事，前無邃庵，憐才扶世之感，諒必有激于中，稍一斡旋，且有出德涵上者。教學
孫承宗對魏忠賢一伙執政中的劣跡早有所聞，讀了孫奇逢情誠意切的書信，隨即擬定奏章，以面陳軍事為名，疏請進朝，圖謀申救諸公。
魏忠賢等得知孫承宗將來京覲見的新聞后，猶如末日來臨，魂飛膽喪，當夜在宮中繞會議室出租御床嗚咽哀告：“孫承宗提兵數萬，欲清君側，奴輩必無噍類。”長跪不起，哀請發旨。昏庸的明熹宗只好接連下旨三道，馳詔止孫承宗聚會場地南行，終使“高陽亦不克不及申救也”。
孫承宗等欲救左、魏未果，魏忠賢愈加視獄中諸人的存在為親信之患，遂以追贓為名，謀將其速置于逝世地。他了解這些人為官年夜都清廉，且家居南邊，囊中既無積金，又無親友可依，故小樹屋定左光斗“贓銀”兩萬兩、魏年夜中等“贓銀”五千兩，嚴刑鞭撻，期限追繳。
孫奇逢與鹿正、張果中聞知，決然決定，變賣家產，以補追繳。當時，孫家居容城縣北城村，鹿家住定興縣江村，張家住新城縣白溝河，三人冒著驕陽盛暑，奔忙數百里，四處籌措。見此情形，鄰里曾有人勸孫奇逢防不測之禍，他安然答道：“人固當有逝世，為三君逝世，逝世不恨。且逝世定有命，閹其如我何!”經過一番盡力，“醵數百余金，齋送都門，而(魏)科都已斃杖下矣”。
魏年夜中之逝世，使孫奇逢等倍感時間的緊迫，可是，兩萬白銀是個不小的數目，單憑三人積資籌借，短時間內難以見效。孫奇逢記起萬歷年間，左光斗曾出任屯田使，在京畿一帶疏渠浚川，建閘筑塘，“為定興開永賴之利”；又有督學畿輔，“著名士悉拔高級”，“門下士甚眾”之事，便與鹿正等謀劃，公開在京畿四周捐獻，“約鄉平易近，捐錢一文，可得數十萬緡；約青衿，各隨心力，或數錢，或一兩，可得數百金”。一時間，響應者云集；數日之內，已湊齊年夜半。但“甫送至，而(左)僉院亦斃杖下”。
不久，周順昌也慘逝世獄中。孫奇逢等人聞訊后，長歌哭吊，淚灑易水河畔，并集結志同老友，納金贖骨，使三人歸葬故鄉，待諸事摒擋完畢后，將捐獻剩余之財，“復散金還諸人交流”。
孫奇逢底本是一介貧儒，身無屠龍之技，家無萬貫之資，但當左、魏、周等人被魏忠賢誣贓下獄后，在封建的政治高壓下，“一時厚交削跡遠遁，奉頭鼠竄，生怕蔓引波連”，他卻自告奮勇，大方急舞蹈場地難，決然與鹿正、張果中等承當起營救的重擔，“求援于樞輔，醵個人空間金于衿平易近”，置個人存亡于度外。
雖然，他終未將諸人救出逝世地，可是那種為同仁舍家鬻產的高義、俠膽，為眾人樹立了典范。故爾，孫、鹿、張三人，倍受時人推重，被譽為“范陽三義士”，成為燕趙年夜地悲歌大方、尚義重信的代表；同時代的有名學者黃宗羲（1610—1695）對此舉也不由贊嘆道：“燕趙悲歌大方之風久湮，人謂自師長教師而再見。”
三、著書立說，名列清初三年夜儒
崇禎十七年(1644)，李自成領導的農平易近起義軍顛覆了明王朝的統治。接著，生涯在東北地區的滿族貴族又一躍而為全國的統治者，樹立起了清王朝。這一連串的劇變變事務，使得許多封建士人在驚愕之余，開始認真思考，進而發展到對理學的批評、總結階段。
孫奇逢個人空間年少進學時，即與奇儒、奇遇兄弟三人以程朱之學相砥礪。萬歷二十八年(1600)考中舉人后，由于受“經世致用”思惟的影響，轉而屬意于陸王學說，尤其對王陽明的“知行合一”說贊賞不已。以后，為開闊視野，又對儒家各種學派的理論廣泛涉獵，旦夕攻讀，“治身務自刻厲”。
假如說，在草廬守墓的六年中，孫奇逢“從憂思忍郁中灼見教學場地功在慎瑜伽教室獨”，構成了對宋明理學的初步認識，那么，在經過戰亂的顛沛流離、親自目擊了明王朝覆亡的全過程后，受這種強烈海潮的沖擊，則使他與陸王學派末流的空談心性有了截然的分歧。他在融會諸儒學說的基礎上，逐漸走上“以慎獨為宗，以體認天理為要，以日用倫常為實際”的途徑，并由此引申出力行、慎獨、講求實際等主張。
孫奇逢平生堅持王陽明“知行合一”的觀點，可是，他對“知行合一”的懂得與別人有著明顯的分歧。他強調，“陽明知己之說，出力在‘致’字”。對此，他曾在《讀易年夜旨》一書中發揮道：“途徑只在面前，面前有相對之人、相對之物，靜對之，我正所謂道也者，不成須臾離也。能盡人道、盡物性，皆是面前事，舍面前而救諸遠且難，不了解也者。”這樣，日用常行一類事，就成為“致知己”的源頭，世界也就不是不成認識的了。尤為可貴的是，他對王陽明所謂“知決定行”的主觀唯心論進行了較年夜的修改，認為：“蓋行足以兼知，未有能行而不知者；知缺乏以兼行，恥躬不速，圣人固慮之。”“口里說一丈，不如身下行一尺。”強調了“行”在認識上的主要性。這說明，他對實踐與認識的辯證關系較後人有了更深的懂得。
孫奇逢舞蹈教室思惟的可貴之處還在于，他確定了商湯逐桀、周武伐紂的正義性。雖然在某種水平上說，這是繼承了孟子的觀念，可是把它放在明清之際封建社會季世的歷史條件下來考核，仍有其必定的進步意義。
他在《四書近指·孟子·湯放武伐》中寫道：“殘賊之人，謂之一夫。一章之案，在此二字。以‘誅’字易‘弒’字，是年齡之筆。湯、武此舉犯古今年夜難，虧孟子看得準，判得定。”“宋高宗問尹焞曰：‘紂，一君也，孟子何謂之夫?’焞對曰：‘此非孟子之言，武王誓師之辭也：獨夫受，洪惟作威。’高宗又問曰：‘君視臣如土芥，臣便視君若寇仇?’焞對曰：‘此亦非孟子之言。《書》云：撫我則后，虐我則仇。’高宗年夜喜。由此觀之，孟子皆本《尚書》，非自為一家之說。”
在《書經近指·尚書·湯誓》中，他又繼續闡發道：“《易》曰：湯武反動，順乎天而應乎人，非孔子定此案，后世鮮不聚訟矣。夫湯既順天應人，而亳之人何故言不恤我眾也?自亳眾而觀，這般春風，如在慈母，不知有全國之暴亂。自夏眾而言，則水火也，倒懸也，奚我后久矣。”
他的這種視湯武放伐為反動的思惟、視弒國君為誅一夫的思惟，可以說是封建社會走向興起時期，反對君主殘暴、重視平易近眾權利思潮的一種反應。雖然孫奇逢在論說時，重要是徵引古義，以孔孟之言來定案，但其時代精力的宗旨在于反應封建君主的殘暴，請求重視平易近眾保存的權利，這一點是應當確定的。
孫奇逢在理學上雖守陸王，但卻不立門戶。對程、朱、陸、王的學說各道其長而不諱其短，力圖加以調和，以尋其同。
他認為：“周(敦頤)之無欲、程(頤、程顥)之主敬、朱(熹)之窮理、陸(九淵)之本意天良、王(陽明)之知己，皆從浩博中體認精微，所謂殊途同歸，百慮而分歧，無非說約之旨耳。”后世學者之所以對程朱、陸王學說的異同聚訟不已，最基礎在于“乏通融之見，掉原初之旨，支上生支，遂成岔路”。所以，他主張“我輩只宜平心探討，各取其長，不用代別人爭長短、求勝負也。一有爭長短、求勝負之心，卻與後人不相關，即是己私，即是浮氣，此病關系殊不小。”
為了防止無謂的爭辯，他在《理學宗傳》一書中，選擇了周敦頤、程頤、程顥、張載、邵雍、朱熹、陸九淵、薛瑄、王陽明、羅清光、顧憲成等十一位理學家作為大批，稱之為“主”。又以漢董仲舒至明劉宗周之間列了一百四十六位儒者，稱之為“輔”，并標明此中哪些屬“朱門門生”，哪些屬“王門門生”，以期說明各自有各自的師門學統，避開了程朱、陸家教王之學彼此冰炭小樹屋不洽的角度。故此書寫成后，能夠獲得理學家們的廣泛贊同。別的，該書的大批以宋朝為發端，到明末結束。這一學術脈絡，也是合適理學史的發展實際的。是以，《明儒學案》稱此著作為“別出手眼者矣”。
當然，由于孫奇逢長期身居共享空間南方，對當時已構成的以反對宋明理學為宗旨的啟蒙思潮沒有機緣往接觸、往清楚，雖然也曾與顧炎武（1613—1682）、黃宗羲等相識，并有過書信來往，但其基礎上仍以理學年夜師的成分來總結理學，“猶為舊學(私密空間理學)堅守殘壘，效逝世勿往”，故對后世的影響顯然要比顧、黃兩人遜色。
孫奇逢平生著作甚豐，除了後面提到的《讀易年夜旨》《四書近指》《書經近指》《理學宗傳》之外，暮年假寓于輝縣夏峰村后，又相繼寫成表揚儒學的《取節錄》《圣學錄》《讀易年夜旨后傳》《諸儒傳》；臧否人物的《畿輔人物考》《中州人物考》《孫文正公年譜》《晦庵文鈔》《北學編》《洛學編》《兩年夜案錄》《甲申年夜難錄》；經世范俗、掖引后進的《歲冷集》《歲冷堂續集》《答問圣學錄》《興學會約》《夏峰集》《夏峰集補遺》《蘇門紀事》《百泉紀游》《續容城縣志》《新安縣志》；勸世示禮的《教子家訓》《家禮酌》《家祭儀注》《孝友堂家乘》；記載個人履歷的《孫夏峰年譜》《日譜》《游譜》等共計33種。
孫奇逢的學術思惟，他對理學做出的貢獻，使之在清初與同時代的李颙（1627—1705）、黃宗羲齊名，“奇逢之學，盛于此，與李颙、黃宗羲鼎足”，被學界公推為清初三年夜名儒之首。
四、凌霜傲雪，志在松柏之操
明清之間的朝代更替，少數平易近族統治者把握了最高權力。這對于心存“夷夏之防”的讀書人來講，的確是一件很苦楚的工作。
孫奇逢在《渡江賦辨》一文中曾寫下了這樣兩句話：“夷夏君臣，千古為照。不克不及用夏滅夷，豈遂以夷而滅夏哉!”從概況上看，是在為南宋遺平易近劉因的《渡江賦》辯護，實則表白，此時他也準備像劉因那樣，始終以年夜明遺平易近的成分來求得心思上的均衡。
所以，在明亡以后，他自署為“歲冷白叟”，以松柏之品行砥礪本身，屢次徵召而不仕。他暮年徙居夏峰后，為人師誨人不倦、老將至學而不厭的勤奮精力，更是他勵松柏之操的重要表現。
夏峰村四周的蘇門山一帶，山淨水秀，泉石幽勝，宋代邵雍（(1011—1077）、金末元初姚樞（（1203—1280）、許衡（120家教9－1281）等幾位理學年夜師都曾在此筑堂建祠、聚徒講學。孫奇逢遷居此處后，在率門人門生躬耕自給的同時，也蓋起了數間茅舍，取名“兼山堂”，恢復了此地沉靜多年的講學活動，“四方來學愿留者，亦授田使耕，所居遂成聚”。
孫奇逢講學的特點是：不以講學自居，不立朋黨，因材施教，因人而異，“上自公卿年夜夫，以暨田氓野老，有就公相質者，公披衷相告，無所怯也”。他以為，“人無賢愚，茍問學，必開以性之附近，使自力于庸行”。所以，貫徹在講學中，他“務實行，先彝倫。問答因人，不主一端。矯枉救掉，各衷于理。又能洞鑒隱情，談言微中，使人言下自悟，不以形跡繩人”；“或蓄疑不克不及自決，徐為條析，往往如其意共享空間所欲，出而相悅以解”。這種不論成分位置，一概以誠相待、因材施教、循循善誘的教學方式，在當時收到了傑出的社會後果。前來受業者絡繹不絕，就連當時的一些達官官吏如湯斌（1627—1687）、廉潔（1622—1693）、魏裔介（1616—1686）、魏象樞（1617—1687）、申涵光（1620—1677）等也慕名登門請教。故此影響所及，遠至年夜河南北。
孫奇逢不僅為人誠摯，和藹可掬，並且學問精實，至逝世孜孜不倦。在暮年，他總結本身幾十年治學體會時說道：“七十歲功夫，較六十密；八十歲功夫，較七十密；九十歲功夫，較八十密。學無盡頭，此念無時散懈，此心庶幾少明。”
雄縣人李崶，自號“三無道人”，對《易經》研討造詣頗深，清順治七年(1650)途經輝縣時，曾拜訪孫奇逢于蘇門，奇逢時年已六十七歲，為精曉《易經》之說，留李崶暫居夏峰，移身請教，因之寫出《讀易年夜旨》一書。二人由此結下深摯的友誼，在《夏峰集·贈三教學場地無道人》詩中，孫奇逢不無感謝地寫道：“人在孫邵間，年夜易有傳薪。我向君問易，君為我指津。”并將李崶的“三無”，即“眉端無煩惱、胸中無機械、口中無雌黃”，奉為本身修身養心的座右銘。
這種學而不已、勤奮著作的精力，贏得了當世甚至后世學者的愛崇。近人梁啟超（1873—1929）曾高度評價道：“夏峰是一位有肝膽、有氣骨、有才略的人。暮年加以學養，越發構成他的人格之尊嚴。所以，傳染感動力極年夜，聳然成為北學重鎮。”這絲絕不是溢美之詞。
[參考文獻]
孫奇逢：《夏峰師長教師集》
孫奇逢：《夏峰語錄》
徐世昌 等：《年夜清畿輔前賢傳·師儒傳》
徐世昌 等：《清儒學案·夏峰學案》
江藩：《國朝宋學淵源記·孫奇逢》
錢儀吉 編輯：《碑傳集·理學上》
黃宗羲：《明儒學案交流·諸儒學案下》
趙爾巽 等：《清史稿·儒林一·孫聚會場地奇逢傳》
王陽明：《王文成公全書》卷一
梁啟超：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·陽明學派之余涉及其修改》
梁啟超：《清代學術概論》
梁貴晨：《孫夏峰著作手稿簡介》，《中州學刊》1984年第3期
責任編輯：近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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